考古学家和他们的朋友：学术、友谊与八卦 | 第十二章：张光直的等待
第十二章：张光直的等待
我们常常想：如果1982年与四川大学合作的计划能够如愿实现，中国考古学今日的面貌又当如何？
——张光直，《哭童恩正先生》
前文所说，1981年，童恩正前往美国访问。张光直在《哭童恩正先生》里提到，两人是1982年才认识的，这应该是误记。在《来自新大陆的信息》的序言中，童恩正说，他从1980年9月30日到1981年9月24日在美国考察了整整一年，其中，4个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8个月在哈佛大学。按童恩正年谱记载，1980年时，在加州大学，1981年时，在哈佛大学。因此，算下来，1981年2月，童恩正确实刚刚到哈佛大学。
前一年，张光直刚刚出版了Shang Civilization，关于此书的内容及翻译情况，中文版《商文明》的译后记已里说明。应该说，张光直作为一个博古通今的考古学家，涉及领域之广博，很少有人能企及。但在诸多兴趣中，关于商文明，是张光直最为在意的，也是他一生研究之精华。1981年2月19日，张光直把自己最新出版的Shang Civilization赠给童恩正，书的扉页有张光直的签名，签名如下：
童恩正先生指教
作者敬赠
一九八一 二月十九日
于哈佛大学
按张光直文章里的说法，有个下午，两人在他的办公室聊天时，突然接到美国国家科学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交流会职员的电话，说可以申请考古学的合作计划。或许，正是在那个下午，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两个考古学家讨论完他们在大洋彼岸的考古计划后，张光直将自己当时刚出版的书，赠与童恩正。
那时，国内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童恩正迎来了论文与小说的双丰收，相关成果开始井喷；张光直在前一年当选美国国家文理学院院士，同时，出版了这本描绘他一生最为挚爱的商文明的著作，随后，任哈佛大学考古系系主任。可以说，此时正是他们学术盛年，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但是，现实却很残酷。这份正在商议的中美合作考古计划，是张光直一生中最为牵挂的事，童恩正也十分期待，并做了诸多工作，但最后未能实行，张光直在文中惋惜不已。夏鼐于4月份访美，见到张光直与童恩正，随后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这件事前前后后涉及诸多问题，现已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此不赘述。总之，张光直与童恩正的计划中断，两人约定，最后去世的人，有将此事详细报告的义务。童恩正去世后，张光直满怀悲痛，写下了《哭童恩正先生》，同一时间，童恩正的文集出版，三本学术系列的序言，也是张光直所写。两篇文章里都提到了童恩正对学术的热爱与刻苦，以及两人的友谊。可惜，不久后，张光直也遽归道山了。不得不说，他们都天不假年，上天嫉妒两人的学术成就，太早的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他们在学术上不仅有很高的成就，也有着相似的兴趣。按童恩正自己的说法，在哈佛的几个月里，主要用于阅读人类学的资料。在后来的论文中，无比显示着童恩正人类学的功底。张光直常年在美国学习、工作，其论著更是属于人类学范畴。从两人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深爱着考古事业，都试图用考古资料去探寻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变。同时，都拥有国际视野，致力于将中国考古放在世界考古的框架下去讨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的研究也常有交集，如巫术问题（《中国古代的巫》与《商代的巫与巫术》）、东南亚的农业起源问题（《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兼谈农业考古研究方法》与《考古学专题六讲》）等等。
除了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身份外，童恩正还是一名小说家，关于童恩正对小说与考古的看法，可见施劲松的《考古学家的小说情怀——童恩正“考古小说”释读》。童恩正在小说《在时间的铅幕后面》中曾写到：“一年以前，欧阳去非应位于安阿贝尔的密执安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马丁·怀特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来美作研究工作。”我怀疑，这里的马丁·怀特原型大概就是曾任皮博迪博物馆馆长的张光直。有意思的是，张光直也以笔名创作过几篇短篇小说，可见《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这不得不说是他俩在学术之外的相似点之一。
两人除了相似的兴趣外，身上也有着相同的品质。童恩正的墓志中写到：“他经历了许多磨难，但始终刚强坚韧。他旅居过欧美诸国，却总是情系故土。对待亲友，他一直满怀真诚。热爱生活，他至老童心不泯，他的执着，他的才智，使他学问惯中西、成就跨文史、弟子遍天下。他的精神、他的业绩，将永远为人们所纪念。”我想，这段话稍作修改后，放在张光直的身上，也不为过。另一方面，陈星灿老师曾评价张光直“博学、机智、宽容、诙谐和古道热肠”，这五个词显然也适用于童恩正。
历史，总是耐人寻味。上世纪二十年代，李济在哈佛的主要导师为Roland Dixon，十年后，冯汉骥进入哈佛，期间，受Roland Dixon的影响较大；随后，在台北，李的爱徒为张光直，在成都，冯的学生为童恩正（童的父亲也曾就读于哈佛）；八十年代，学术背景完全不同的张光直和童恩正在哈佛校园里一见如故……这不得不说是巧合中的必然，李和冯都是湖北人，相差3岁，张和童相差4岁，他们之间可以视为两代人的传承。
与童恩正的计划被中断，显然张光直是痛苦的。张光直自幼在北京出生、长大，后因时局的变迁，回到家乡台湾读大学，毕业后，更是远赴重洋，在美国读博、工作，一直活跃在美国学术界，他以《古代中国考古学》和《商文明》等著作闻名西方学术界，独身一人，将中国考古介绍给了西方。虽然在国外学术界负有盛名，但张光直始终牵挂祖国。1975年后，张光直屡次回国，但都是短暂访问为主。他屡次有到大陆开展工作的意愿，与社科院和北大的负责人都进行过沟通，不过种种原因都没能成功。
除了对故土的思念，张光直希望能到大陆发掘外，也受到了一些环境影响，他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但却没在大陆有过相应的发掘，这与美国考古界的主旋律不太相符。当初，在哈佛大学写博士论文时，因为缺乏大陆的材料，张光直只能选择做沙发考古学，实在遗憾。虽然读博期间，张光直于1959年6-9月在法国Dordogne河谷Abri Pataud遗址发掘，最后博士论文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China：A Study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也写得很精彩，凭借有些的材料，得出与同时代大陆学者差不多的认识。但无论如何，到大陆发掘是张光直对他的研究的一种执念，于情于理都是如此。
据说，张光直和邹衡曾因商汤亳都的具体位置在今天的哪里而起了争议，张光直认为在商丘，邹衡则认为在郑州。张光直说要打赌，邹衡随后笑道：“我没有美元。如果我有，恐怕你有多少输多少。”显然，作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俩要打赌自然也是开玩笑罢了。不过，关于商王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对于考古界却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也是张光直毕生念念不忘的一个话题。
等到八十年代末，相关条件与时机成熟后，张光直便开始与徐萍芳商量合作计划，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决定对商丘地区进行中美联合发掘项目。
之所以选在豫东的商丘，是因为在张光直所有的研究中，商王朝一直是他最得意也即最为牵挂的一点，他总想找到商王朝是从何处而来的。这也正是他与邹衡有争议的地方，邹衡认为，商的起源应该来自于下层人民，他基于陶器研究，认为商文化应该源于豫北地区，但张光直认为统治阶层不一定能从陶器上反映出来，更应该是青铜器、玉器等重要器物才能代表早商的来源。因此，张光直将目光锁向商丘地区，这片区域与商朝的关系在古代文献中即有记载，他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商王朝应该起源于东方。
但是，当时的条件并不支持张光直的观点：一方面，由于黄河长期泛滥的原因，商丘地区的古代遗址被深埋于地下，发掘十分困难，长期被认为是“无古可考”之地；另一方面，之前的发掘表明，这一带的主要文化遗存是跟东夷有关的岳石文化，与商人起源的问题关系不大。
不过即使这样，张光直也坚持将发掘地点选在商丘。1989年4月，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迪格博物馆提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商丘地区调查发掘早商或先商遗址的申请书。1990年3月，张光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签订原则协议，并前往商丘地区。1992年11月，张光直到北京，为商丘合作研究作前期准备工作。1993年6月，张光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谈中美双方在商丘的合作，签署了1993-1995年的工作方案，决定张长寿与张光直二人作为中美双方的队长，共同主持发掘。
1994年1月，张光直与任式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哈佛大学皮迪格博物馆合作在中国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协议书”上签字。可惜，当工作真正开始时，张光直身体却越来越弱，不能亲自参加发掘，不过即使这样，他仍然屡次到工地指导相关工作。几个月后，张光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的“早商文明研究”合作项目成员前往，并与张忠培就豫东探寻商文化源头的设想进行了约3小时的讨论，10月张光直再一次达到商丘。1996年6月，张光直与张长寿亲自执笔写了豫东工作的小结，题为《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的初步报告》，刊登在《考古》1997年第4期上。
最使人动容的是，1997年，张光直原定6月15日到商丘，又因身体不适不克成行，后抱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由于帕金森疾病的影响，张光直已无法站稳。10月，张光直最后一次到北京，与邹衡在北京大学塞克勒博物馆二楼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到达商丘，在人的搀扶下，到达工地。在1998、1999年，张光直仍然与汪宁生、张长寿等人商量商丘发掘的事情。也正因为张光直的这样努力，中美合作一直得以开展下去，取得了众多收获。
随着张光直的去世以及经费等原因，整个项目在新世纪到来后就被停止了，而相应的发掘报告也迟迟未能出版，仅在工作进行中有一份张光直和张长寿主笔的初步报告发表在1997年的《考古》上，以及两篇简报和其他相关中英文资料（详见《商丘区域考古研究述评》）。
2017年，商丘项目的考古报告才终于出版，这便是《豫东发掘报告》。